旧历的年底,能令人们翘首以盼的,除了过年,还有年终奖。
    说起年终奖,古今皆然。在古代,当然没有“年终奖”这么一个说法,但做法却差不多。每到年底,不管是打杂的,还是当官的,“年终奖”都是不可少的。
    当然,各个朝代,“年终奖”的形式和多少都不同。而在秦汉两代,有一种“年终奖”并非靠上级发放,而是靠自己来“创收”。这“创收”的来源,则是平日里的公文。
    区区公文,如何能成为“年终奖”的来源?说起来,这与秦汉两代的特殊情况有关。那会儿,纸还没有发明。而且,后来哪怕造纸术面世,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,仍未普及。所以,当时用来书写的东西,主要还是竹简。
    
    公文自然也不例外。发文的机构,先将内容写在竹简上,卷起来,用袋子装好,接着糊上胶泥,再在胶泥上盖个公章,然后发给接收的机构。接收方收到公文后,剥掉胶泥,将公文取出。那装公文的袋子,该如何处置?
    放到如今,这自然不成问题。装公文的袋子,恐怕也很少人会注意到,多半都扔掉了事。可在秦汉,这袋子还是挺值钱的。当时装公文的袋子有三种,一种是皮质,一种是丝质,还有就是麻质。前两种自然是挺值钱的;至于麻袋,若是攒得多了,也是一笔不小的钱。所以,一年到头,将这些攒下的袋子卖出去,也就是一笔不小的“年终奖”了。
    当然,这也是那个年代的“公务员”们,在物质贫乏的条件下,发挥自己的创造力,所“发明”出来的“年终奖”。不过,在当时,这笔“年终奖”的数目已然不算少。也正因如此,接收公文成了“公务员”个个抢着干的肥差。
    这样的例子,在当时的文献中屡见不鲜。可见,这已成了当时普遍的一种“年终奖”方式。和如今的“年终奖”比起来,秦汉时期的这种方式,无疑更具环保性。而且,就分量而言,也不亚于如今的年终奖。
    

宋太宗是武将出身,文化水平一般,不过却很喜欢看书,我们熟知的“开卷有益”,就源自宋太宗。太宗朝在中国古代文化的编辑整理上做出了许多成就,尤其是三部类书的编订,文事之盛,可谓空前。那宋太宗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去编修古书呢?
宋太宗曾经说:“朕性喜读书,颇得其趣,开卷有益,岂徒然也。”我天性就喜欢读书,也很能感受到读书的乐趣,只要打开书总会有些好处,看书是绝不会白费力气的啊。宋太宗的这句名言,让千百年来的读书人感动不已。作为一个家,一个帝王,当然不会像一个文人一样喜欢看书,单纯的享受文字的乐趣。帝王们的一言一行,更多的代表了他们为政的倾向。其实,宋太宗的内心是否真的喜欢看书,谁又能知道呢?
宋太宗对于文化事业的大力提倡,首先是继承了宋太祖重文抑武的国策,而宋太宗更加发扬光大。
当初宋太祖陈桥兵变,由后周禁军大将摇身一变,成为大宋开国皇帝。而宋太宗又何尝不是因为自己掌控禁军多年,又一直担任开封府尹的重要职务,才能够成功在宋太祖晚年时期夺位?虽然在宋太宗即位之后,再没有一个将军能够真正威胁到宋太宗的地位,可是,宋太宗心里阴影很重,一生都在努力摆脱武将夺位的阴影,于是,比起兄长来,更加卖力的提倡文事。

在宋人笔记《挥麈后录》记载:太平兴国时,诸降王俱死。其旧臣或有怨言,太宗尽收用之,寘之馆阁,使修书,如册府元龟、文苑英华、太平广记之类,广其卷帙,厚其廪禄赡给,以役其心,多卒老于文字之间。
这段文字是一个很好的注脚。虽然在宋太宗即位之后,各路诸侯逐一消灭,归降的南唐国主,吴越国主或者被毒杀,或者自尽,都已经死了,那些归降的臣子们心中难免有怨言。一些受到新皇宠信得居高位的还罢了,一些沉沦下僚的,就未免会回想昔日的荣光和旧主的恩义了。对于这样一些不安份的大臣,宋太宗当然不会手软,可是一来,太平日久,不好新大狱,二来多数人不过是发发牢骚,并没有切实的谋反证据。于是,宋太宗就在考虑,怎样可以让那些人有事情做,不至于没事就聚在一起发牢骚呢?想来想去,最好的方法,就是编书了。